这两天孙宇晨和景甜的事情冲上热搜。
孙宇晨已经因为相关财产争议，以景甜及其父母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涉案金额三千余万元，同时申请了财产保全。案件受理以后，景甜一方提出管辖权异议，目前案件还没有进入实体审理阶段。
按照孙宇晨代理律师张起淮对媒体的说法，孙宇晨一方主张这三千多万元属于彩礼，双方此前曾经谈婚论嫁，最终没有结婚，因此要求返还。
至于孙宇晨自己在网上讲到的代孕以及大量私人感情细节，张起淮则专门强调，目前并不属于起诉书中的诉讼请求。所以这件事情最后事实到底是什么、这三千多万元究竟是什么性质，现在显然还远远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
对于这些明星、知名人士陷入纠纷后，“选择哪位律师”这件事本身其实就反映对外释放的某种信号。所以，我更关注的是孙宇晨的代理律师张起淮。
如果对这个律师不太熟悉的话，可以看看他曾经代理的案件：王宝强离婚案、苏享茂、翟欣欣案、孙杨案、MH370中国乘客家属索赔案。
航空背景：从航空兵到律师
张起淮的职业路径和一般律师确实不太一样。按照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公开履历，张起淮1970年进入空军系统，当时还不到15岁，此后长期在航空兵部队工作。1987年前后，他因为参与处理一起军用飞机相关案件开始接触法律问题，后来继续学习法律，并于1990年通过国家律师资格考试，之后又长期在军队法律部门工作。2001年，张起淮从军队退役，创办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航空法律业务确实是从原来的职业经历里延伸出来的。他早年本身就在航空体系里工作，后来做律师，又长期处理飞行员辞职、航空公司与飞行员之间的劳动纠纷、培训费用、航空运输、航空事故以及空难责任等问题。
这样的职业经历与背景，也使他后来代理伊春空难案并不显得意外。
伊春空难案：从机长责任到多因素责任链
2010年8月24日，河南航空一架客机在黑龙江伊春坠毁，造成44人死亡、52人受伤。事故航班机长齐全军后来被追究刑事责任，张起淮成为他的辩护律师。这个案子最后并没有出现什么“大律师成功翻案”的情节，齐全军最终仍被法院认定构成重大飞行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但我觉得这个案子比较适合观察张起淮的一种办案习惯。面对一场造成44人死亡的重大空难，最容易形成的公众叙事通常会把注意力迅速集中到驾驶飞机的机长身上。如果机长在事故中存在操作问题，那么责任也很容易被进一步简化为“事故就是机长造成的”。
张起淮并没有完全否认齐全军应当承担的责任，当时做的也是罪轻辩护，但与此同时，他不断提出事故背后是否还存在其他因素，包括当时的气象条件、航空公司的安全管理、机场建设和验收、飞行管制人员是否在岗、机组人员配置是否合理、机长和副驾驶为什么都是第一次飞伊春，以及相关飞行资料是否及时提供等问题。
他当时把伊春空难概括成一个“多因一果”的事故，认为事故背后存在二十多个影响因素。当然，这些观点属于辩护律师一方的主张，不能直接当成法院最终查明的全部事故原因。但如果只看办案思路，可以看到他并不满足于把责任集中在驾驶舱，而是进一步把航空公司、机场、气象、培训和管制等因素纳入分析，再讨论不同主体在整个事故链条中可能承担什么责任。这种处理复杂事实和因果关系的方式，后来在张起淮处理的一些完全不同类型的案件里还会反复出现。
王宝强案：从航空案件进入全民热点
此后几年，张起淮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全国性热点案件中。真正让他的名字大规模进入娱乐新闻和公众视野的，则是2016年的王宝强离婚案。
2016年8月14日凌晨，王宝强通过微博公开发布离婚声明，称马蓉与自己的经纪人宋喆存在婚外不正当关系，并表示因此决定解除婚姻关系，同时解除宋喆的经纪人职务。30多个小时以后，也就是8月15日上午，王宝强就在张起淮等律师陪同下前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马蓉离婚，法院当天立案。从公开声明到司法程序，时间上的衔接非常紧密。后来有同行根据王宝强声明的语言风格以及张起淮当时迅速转发等细节，猜测律师团队可能参与了声明的形成。
这个案子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后来马蓉又反过来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王宝强。2018年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离婚案件中认定马蓉与他人存在婚外不正当关系、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但证据不足以证明达到法律意义上的“与他人同居”；名誉权案件中，法院则认为王宝强微博声明的相关核心内容基本属实，而且没有使用侮辱性语言，因此不构成名誉侵权。
把2016年的公开声明和2018年的判决放在一起看，一边是舆论场里的公开表达，一边是两年以后司法程序对其中部分事实作出的判断。这种诉讼与公众表达同时存在的案件环境，后来几乎成为张起淮很多著名案件的共同背景。
苏享茂案：从网络叙事到多重法律关系
如果只看王宝强案，张起淮似乎只是一个比较熟悉明星案件、也比较习惯和媒体打交道的律师。但继续往后看2017年的苏享茂案，会发现另外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
2017年9月，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坠楼身亡。他留下的信息把自己的死亡与前妻翟欣欣联系起来，这件事很快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一套高度完整、也高度情绪化的叙事。两人通过婚恋网站认识，迅速恋爱、结婚，期间发生巨额财产支出，随后又很快离婚，并出现巨额离婚补偿以及利用公司经营问题进行举报等争议。最终，这个复杂的婚恋和财产故事又被进一步浓缩成“骗婚”“捞女”“逼死程序员”等几个互联网标签。
但问题在于，这些标签拿到法院里都不能直接成为一项诉讼请求。公众可以讨论一个人到底是不是“骗婚”，律师真正需要处理的却是每一笔钱在什么时间支付、为什么支付、当时双方是什么关系，哪些财产可能属于赠与，赠与能不能撤销，离婚协议是否属于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胁迫，以及如果存在威胁行为，究竟属于民事问题还是刑事问题。如果进一步进入刑事领域，还需要继续判断可能涉及什么罪名，以及相应事实由什么证据证明。
苏享茂去世以后不久，张起淮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把当时的工作概括成整理证据、梳理证据、完善证据和区分证据。其中所谓“区分”，又包括区分民事问题和刑事问题、区分此罪和彼罪。
真实的诉讼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复杂案件往往并不缺故事，反而是故事太多。当事人有自己的讲法，亲属可能又有另一套叙述，网上还同时存在大量未经核实的版本，与此同时，聊天记录、转账流水、照片、协议、录音、合同等材料又全部堆在一起。律师真正需要做的，是从这些信息和材料中逐渐整理出能够进入诉讼的事实和证据，再进一步把事实对应到具体的法律关系和请求上。
苏享茂案后来的发展，也把这个过程表现得比较完整。2018年，苏享茂家属正式起诉翟欣欣，真正进入法院的当然不是一个抽象的“骗婚案”，而是被拆成赠与合同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等具体法律关系。2023年，法院在民事案件中判决翟欣欣返还现金、车辆等近千万元财产，并撤销其对部分房产的相关权益。此后刑事程序继续推进，到了2025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翟某某有期徒刑十二年。
从2017年到2025年，差不多八年。互联网最开始讨论的是“骗婚”“捞女”和“逼死人”，最后司法系统真正使用的语言却变成了赠与、胁迫、意思表示、财产返还、敲诈勒索、金额以及犯罪构成。两套语言完全不一样。公众首先接触到的是一个故事，司法系统真正能够处理的，则只能是从故事中被逐步拆出来的法律事实。
MH370、孙杨案：张起淮对程序问题的关注
看看张起淮处理过的案子，还有一个东西出现频率非常高，就是程序。
伊春空难里，他会讨论事故调查结论和刑事责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MH370中国乘客家属索赔中，又涉及跨境送达、多名境外主体进入中国诉讼以及国际航空运输规则等大量程序问题。张起淮当时代理14名失联乘客的49名家属，将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商、发动机制造商、保险公司等多个主体列为被告。
孙杨案就更典型。2020年，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第一次裁决孙杨禁赛八年，张起淮作为律师团队成员之一，公开提出的重点之一就是仲裁程序、检测人员资格、证据处理以及仲裁庭相关问题。此后孙杨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申请救济，2020年12月，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因为原仲裁庭一名仲裁员存在偏见，撤销此前CAS作出的八年禁赛裁决，案件由重新组成的仲裁庭审理。
当然，撤销第一次裁决，并不等于孙杨最后赢了。重新仲裁以后，CAS仍然认定孙杨违反反兴奋剂规则，只是把禁赛期由八年调整为四年三个月。
普通人关注一个案件，往往首先关心最后到底谁赢谁输。但对律师来说，在得出实体结论以前，还需要处理大量程序和证据问题，包括案件应该由哪个法院或者机构审理，哪些主体需要进入诉讼，证据能否被依法采纳，以及整个程序有没有违反既定规则。甚至在刑事领域还有专门的“程序辩护”打法。这些问题看起来没有实体故事那么吸引眼球，但有时候同样会直接影响案件最终如何推进。
孙宇晨案：三千余万元的法律性质
这样再看这次孙宇晨和景甜的事情，张起淮出现在这里，好像也没有那么突兀了。
但只看案件环境，这个案子确实有一些张起淮非常熟悉的东西。它既涉及婚恋关系和巨额财产，也涉及多个家庭成员，同时具有极高的公众关注度。
尤其有意思的是，孙宇晨和他的代理律师目前在公开表达上呈现出一种很明显的“一个放、一个收”。
孙宇晨这一边明显是在做加法，重磅发布《我的女友景甜》，自己在网络上讲了一个非常庞大、私人而且戏剧化的感情故事。
张起淮目前的公开表达则一直在做减法。媒体问到代孕问题时，他强调目前起诉书没有处理这一内容；媒体问到三千多万元的性质时，他表示孙宇晨一方主张属于彩礼；至于案件目前的状态，他则主要交代管辖权异议以及尚未进入实体审理等程序信息。
当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种“一个放、一个收”是双方事先设计或者配合形成的策略，仅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表达来看，两者的方向确实存在明显差异。
所以现在公共舆论关注的是爱情、代孕、明星、富豪、家庭关系、三千多万元以及大量私人细节，而真正摆到法院面前的则会变成更加具体的法律问题。法院最终需要查明款项由谁支付、由谁收取、支付原因是什么、双方当时是否已经存在明确的结婚计划，以及这些款项到底属于普通恋爱赠与，还是以结婚为目的支付的彩礼。如果属于彩礼，还要进一步判断是否应当返还以及返还多少，并由双方通过相应证据证明各自主张。
这也是我翻完张起淮过去这些案件以后，对这个律师比较感兴趣的地方。伊春空难里，公众首先看到的是飞机坠毁和机长责任，他则试图继续分析事故背后的多重因素；苏享茂案里，公众讨论的是“骗婚”和“逼死人”，进入司法程序以后却被拆成赠与、离婚财产、胁迫、返还和敲诈勒索；孙杨案里，公众关心的是到底有没有违规，而律师团队又投入大量精力处理检测资格、证据、仲裁程序和仲裁员偏见。
现在到了孙宇晨。至少目前，张起淮真正摆到法律层面的核心问题反而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像一个普通的财产纠纷：这三千多万元到底是什么性质，如果属于彩礼，为什么应该返还；如果不属于彩礼，又应当如何解释这些款项的法律性质。
律师这个职业很多时候干的就是这种事情。当事人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给你的往往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故事；律师最终需要做的，则是从故事里整理出事实和证据，再把这些事实转化成法院能够处理的法律关系和具体请求。